大埔發生的嚴重火警，再次引起外界對香港舊式樓宇安全、消防設施老化以及大廈管理制度的關注。從走火通道的可達性，到消防設備是否定期維修、住戶多年提出的投訴是否被跟進，這些議題在香港不同社區長期存在，但往往只有在重大事故發生後，才重新成為新聞焦點。
在火災現場以外，媒體在搜尋資料、核實資訊和追蹤背後的制度性因素方面扮演關鍵角色。然而，在香港新聞業資源縮減、地區報道能力下降的情況下，許多同樣涉及公共安全的隱憂未必能獲得持續關注，令部分風險在公共視野中呈現片段化且不完整。
放回更大的國際脈絡，2017 年的英國 Grenfell Tower 火災亦呈現相似情況。同樣涉及舊樓安全、公共管理制度和居民多年來的警告，同樣在災前曾出現資訊流通不足與監察缺位。透過比較香港與英國兩地的案例，可見媒體與民間組織在災難之前與之後，扮演的角色如何影響社會是否能及早察覺問題，以及在事後追究責任時能否擁有足夠而可靠的資訊。
｜Grenfell Tower 的背景與火災經過
Grenfell Tower 位於倫敦 Kensington and Chelsea 區，是一幢建於 1970 年代的公營住宅，高 24 層，住戶多為工薪階層、少數族裔與新移民家庭。2012 至 2016 年間，大廈進行大規模翻新工程，包括重新加裝外牆系統、改善保溫和節能效益。翻新期間，大樓外牆採用了鋁合金夾層板（ACM cladding）以及具可燃性的保溫物料（如含聚乙烯芯的板材）。公開調查報告後來明確指出，這些物料在火勢蔓延中扮演了主要作用。
2017 年 6 月 14 日凌晨約 0 時 54 分，四樓其中一個單位因雪櫃電力故障起火。火舌幾分鐘內沿窗框蔓延至外牆物料。由於外牆系統本身的可燃性，火勢沿大樓外立面迅速向上蔓延，數小時之內整座大樓陷入火海。當時大樓採用「留在原位」（stay put）政策——假設每個單位之間可以有效阻隔火勢，建議居民留在屋內等待救援。然而，在外牆防火失效的情況下，這項政策迅速變得致命，令不少居民被困。
最終，火災造成 72 人死亡，是二戰後英國最嚴重的住宅火災。事後，英國政府展開公開調查，分兩個階段進行。第一階段總結火災當晚的情況，指外牆與保溫物料不符合防火要求，是火勢迅速蔓延的主要原因；第二階段追查翻新工程、監管制度、建材企業、地方議會與管理公司的責任，並將整場災難定性為「可以被避免」。
然而，在詳細檢視火災原因之前，更深層的問題其實早已存在多年：居民曾一再提出的警告、地方議會的回應、翻新工程的透明度，以及媒體在災前的缺位。
｜居民多年提出警告：但沒有傳到更大的公共空間
Grenfell Action Group（GAG）是由居民組成的草根組織，早在火災前多年便透過網誌與公開信記錄大樓長期存在的問題，包括：
- 火警鐘失靈
- 防火門老化及長期未維修
- 走火通道阻塞
- 大廈管理公司對投訴反應遲緩
- 外牆工程質疑缺乏透明度
GAG 曾在 2016 年公開寫道：「我們相信只有一場重大災難，才會迫使管理者承認其失職。」居民的聲音是清晰、可查、持續存在的，但它們沒有成功進入主流新聞議程。
火災後的媒體與學術分析普遍認為，這種情況並非居民沒有努力，而是缺乏能夠將其聲音放大的平台：英國地方新聞在十多年內急速萎縮，使得這類潛藏風險一直停留在社區層面，未能形成更大的公共討論與政策壓力。
｜地方新聞空白：為何無人長期追蹤 Grenfell 的安全問題？
1. 地方新聞商業模式崩潰
本地報章過去依靠分類廣告（招聘、租屋、二手買賣）維生。但隨著 Google、Facebook、LinkedIn 等平台壟斷廣告市場，地方報章廣告收入大幅下跌，導致：
- 裁員
- 合併
- 減少地區記者
- 停止長期調查
地方議會會議、舊樓安全、居民投訴等本應由地方媒體追蹤的議題因此缺乏報道。
2. 媒體集團化與人手流失
英國地方新聞業大舉被大型媒體集團（如 Reach plc、Newsquest）收購，人手縮減、工作量增加、內容共享導致：
- 一名記者覆蓋多個區域
- 無力追蹤長期工程
- 無法檢視管理公司與議會的互動
- 缺少時間閱讀技術文件、FOI 回覆
Grenfell 所屬 Kensington & Chelsea 區在火災前多年幾乎沒有專門的地方記者穩定監察該區議會及社區工程。
3. 地方政府透明度下降
在 Grenfell 發生之前，居民多年來就大廈消防設備、外牆工程質素、防火門失修等問題向管理機構 KCTMO 和地方議會反映，但相關部門的回覆往往零散、程序不透明，居民難以得知問題是否真正被處理。公開調查顯示，不少工程文件、物料審批紀錄與安全評估過程未有向居民公開，亦缺乏清晰的追蹤機制，形成資訊不對稱。
這種「制度內有資料、制度外看不見」的情況，使居民和媒體在災難前難以掌握工程和安全風險的全貌。加上地方議會與外判管理公司之間權責分散，資訊由不同機構分別掌握，透明度因而進一步下降。
｜火災之後：媒體重新介入，但已無法改變結果
Grenfell 之後，英國全國性媒體——包括《衛報》、BBC、Channel 4 News、ITV 和 Inside Housing——投入大量人力調查：
- 使用 FOI 追查工程文件
- 追蹤建材企業的測試與合規紀錄
- 分析翻新工程招標與成本因素
- 探討建築防火政策與中央政府監管疏漏
這些調查帶動了制度改革，包括英國更新高層住宅防火規例、禁止使用特定可燃外牆物料。然而，這些努力只能在災後補救，未能彌補在災前長期缺乏監察所造成的資訊缺口。
｜英國在災後的制度性補救：Local Democracy Reporting Service
Grenfell 火災後，英國開始更有系統地討論地方新聞衰落對公共安全及民主監察的影響。較具代表性的制度性補救，是 BBC 在 2017 年宣布、2018 年正式運作的 Local Democracy Reporting Service（LDRS）。
LDRS 的運作方式包括：
- 由 BBC 以牌照費撥款
- 由地方新聞機構聘請記者，而非 BBC 直接聘用
- 記者專責報道地方議會、公共審議、建築安全與政策議題
- 產出的報道可供全英國 200 多間媒體共享
計劃最初資助約 150 個職位，其後增至約 165 名記者，覆蓋幾乎全英國所有地方議會。它填補了許多地方報章無力派記者出席會議的缺口，讓地方政府與公共機構的決策過程再次被放入公共監察框架之內。
雖然 LDRS 亦面臨薪酬偏低、流失率高等挑戰，但它代表英國新聞制度一個值得注意的轉向：地方新聞被視為公共安全基礎設施，而非僅僅依靠市場的商業產品。
｜民間組織作為第一道安全網
Grenfell 亦凸顯民間組織在災難中的角色。火災後，清真寺、教堂、社區中心和學校最先提供庇護、物資與支援，這些行動往往快於地方政府。其後，由生還者與家屬組成的 Grenfell United 和 Justice4Grenfell 成為推動政策改革與持續問責的重要力量。
民間組織與媒體互相補充：社區提供第一手資料與長期觀察，而媒體則提供曝光與制度壓力。
｜回到香港：從大埔火災回望 Grenfell 的啟示
1. 香港同樣面對地方新聞能力下降
2019 年後香港一度出現多份由居民自發創辦的地區報，其中大埔的《埔報》於 2020 年開始出版實體報，五年間推出 14 期，成為少數持續記錄社區議題的本地例子。但隨著人手流失、資源有限及製作成本難以負擔。例如《埔報》在 今年 9 月宣布停止實體出版，只保留社交媒體平台。這反映地區新聞在香港面對長期結構性困難，難以維持穩定而持續的社區報道能力。
香港的新聞機構長期集中於全港性的政治、司法及大型政策議題，而地區新聞在過去十多年中顯著萎縮：
- 多家地方免費報章和地區小型出版物已停止運作。
- 新聞室整體人手下降，影響對基層社區的深入採訪。
- 多間媒體的重點轉向流量導向的即時新聞，減少資源投放於需要長期跟進的「舊樓安全」「大維修工程」「法團治理」等議題。
- 區議會重組及政治氣候轉變，使過去作為「社區資訊節點」的區議員聲音減弱，亦削弱傳媒獲取地區訊息的重要來源。
這使得一些涉及技術、工程或居民投訴的議題難以成為「新聞室優先處理」的內容。
換言之，香港同樣出現 地方新聞空白（local news vacuum），令某些潛在風險未能及時進入公眾視野。
2. 居民的警告未必能成為新聞
與 Grenfell 相似，香港居民對大廈防火、棚架工程質素或消防設備的投訴往往停留在法團、管理公司或個別政府部門層面：
- 居民缺乏可持續跟進案件的制度性管道。
- 中小型法團管理能力不一，部分缺乏工程知識，難以判斷承建商質素。
- 各部門之間（消防、勞工處、屋宇署、地政署）的權責界線複雜，居民未必知道如何投訴或跟進。
- 媒體不一定有資源長期追蹤每一宗社區投訴，尤其是沒有即時新聞價值的工程技術風險。
居民「有提出」→ 部門「有接收」→ 但在未有事故前，並不一定產生制度性的變化或公開討論。在缺乏中介（如地方新聞、社區監察組織）的情況下，風險很容易在制度內部被稀釋，直至事故發生時才重新浮面。
3. 社區支援網絡重要，但制度性支援有限
大埔火災與 Grenfell 一樣，最先抵達與協助的往往是居民、街坊、商戶或附近的宗教及社區組織，包括：
- 協助疏散住戶
- 向長者或傷者提供即時支援
- 提供臨時休息位置或物資
- 主動聯絡失聯住戶的家屬
- 香港的社區支援網絡向來以「民間自發」為主，但並沒有像英國某些議會制度般提供：
- 災後臨時安置中心
- 地區災害應對計劃（local resilience plans）
- 社區組織清單及聯絡機制
這種相對「鬆散但有韌性」的民間網絡在小型事件中有效，但在涉及大量住戶或大型結構性事故時，其能量和制度支持有限。
香港並沒有足夠制度性資源讓社區組織成為「半公共」的災難應對力量，而更多依賴個別社區工作者或居民的即興應對。
｜結語
大埔的火災已經發生，無論原因最終如何界定，這一場事故都再次說明：城市的風險往往潛藏於日常之下，即使社會未能完全預示其發生，災後仍需要清晰而獨立的調查，讓整個制度理解哪裡出了問題、哪些環節需要改善。
在這一方面，香港新聞媒體的角色格外重要。Grenfell Tower 的經驗提醒我們：大規模災難之後，社會最需要的是能夠追蹤資料、拆解制度和提出問題的新聞工作。英國媒體在火災後投入長期調查、以公共利益為核心揭開制度漏洞，成為重構政策與監察的重要力量。
香港同樣需要這種能力。不僅是報道事件本身，而是深入查找資料、理解工程流程、比對政策要求、追問制度責任；甚至在未來類似風險再次累積之前，能夠提前發現並提出警告。
要做到這一點，新聞機構需要時間、人手與資源，而香港真正具備這種調查能力、並持續在困難環境中運作的媒體並不多。包括《集誌社》、《獨立媒體》等在內的獨立新聞平台，即使面對政治環境、財政壓力與專題採訪成本高昂等多重挑戰，仍持續嘗試填補公共資訊的空缺，追蹤民生議題，記錄社區風險。這些媒體的存在本身，正是香港資訊生態韌性的其中一部分。
災難已經帶來傷痛，但對公共利益的追問不應止步於事件本身，而應成為改善制度的起點。在此盼望逝者安息、傷者早日康復，也願受影響的居民得到足夠支援。更希望香港社會能珍惜並支持仍在艱難環境中努力營運的新聞機構。
天佑我城。
分號 INTERLUDE HK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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