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的最後一日，百老匯電影中心內的人龍盤纏到外，繞成半圈。夏日的香港，當日天文台錄得全月最高的34.7度，熱氣蒸騰，影迷們在暴烈陽光下幾近睜不開眼。探頭一看，原來是中國電影《漂亮朋友》的主演來到香港與觀眾見面。黑色桌後的耿軍導演、新晉金馬影帝張志勇、演員薛寶鶴以及配樂陳筱舒正不斷在海報、衣服甚或帽子上簽名，望能讓影迷們滿載而歸。
《漂亮朋友》上映後，港台兩地反應非常激烈。臺灣金馬執委會執行長聞天祥譽其為「華語同志電影天花板」；第四十九屆香港國際電影節，《漂亮朋友》一票難求，不少來自中國的影迷特意南下，一睹電影風采；而在香港文化中心進行香港首映時，觀眾們更是捧腹大笑（相信我，真的是這樣），笑聲不絕於耳。可謂雅俗共賞。
這部電影是如何誕生的？
三位熱愛電影的鶴崗青年
或許，一切都要從冰天雪地的鶴崗說起。
戲裡戲外，鶴崗一直都是一個對耿軍而言極為重要的地方：在其作品《錘子鐮刀都休息》（2013）、《輕鬆＋愉快》（2016）、《東北虎》（2021）中，都不難找到鶴崗的影子。在戲外，耿軍從小便在鶴崗生活，少年時家中物資匱乏，父母又忙身於外，沒有時間理會他和弟弟，不受束縛的他們得以跑遍鶴崗的每個角落。因此，對其而言，鶴崗就是一個溫暖的、充滿回憶的地方。自己寫劇本時，不免自然而然的想到這個承載了自己半生的城市。後來，鶴崗這個地方更在無形之中把耿軍、張志勇、薛寶鶴這三個有著電影夢想的人連結起來。
耿軍最初開始拍片時，不過手拿一部DV機，演員則大多是身邊的朋友——他對演員的標準只有一個：只要唱K不走音便可以。不成規模的劇組、簡單的器材、業餘的演員，背後卻藏著極大自由，足以讓他不斷的摸索自己的創作邊界。
在耿軍第二部影片《散裝日記》（2003）中，張志勇就加入了。二人相識於微，耿軍想，既然張志勇唱歌不走音，又是自己的朋友，那麼不如一起拍片吧？這一個念頭，幾近把二人的生命軌跡完全扭轉，讓他們在創作路上走了超過二十年，至今未停。
薛寶鶴的加入則曲折離奇得多。本來他在鶴崗電視台有一份穩定的工作，但他知道自己想要的不是這些：小時候看完西遊記，他總愛幻想自己是騎著筋斗雲的孫悟空，或是手拿三股鋼叉的黃風怪——他朦朧的知道，與影視相關的一切，自己都極有興趣，也因此才選擇與影像相關的工作。然而，偶然的碰面又讓薛寶鶴的人生拐了個彎。2009年的一日，耿軍和張志勇為準備《青年》（2009）的前期工作而到鶴崗電視台租借器材，一見他們，薛寶鶴便極有興趣，開始整天纏著他們，希望能夠參與其中——他逐漸清晰的意識到，這就是自己所嚮往的生活。2013年，耿軍向其拋出橄欖枝：「你敢不敢演個女的？」，薛寶鶴想也不想便答：「這有什麼不敢的？」但其實他連劇本說些什麼都不知道。結果，他便在《錘子鐮刀都休息》（2013）中初次亮相，飾演一名以詐騙維生的婦人，這是後話。
對創作而言，朋友的身分或許是一道雙面刃。因為是朋友，所以能夠暢所欲言；又因為是朋友，所以溝通時或許有所避忌，害怕不小心便傷了彼此的心。張志勇和薛寶鶴都覺得，這一身份有助他們創作。從構思劇本起，耿軍便會讓他們參與其中，彼此對劇本的理解會更深入；演員之間的相處也會更為融洽。拍攝期間，每日晚上，會議室桌上都會放著各式各樣的食物，大家會一邊大啖著各種美食，一邊探討劇情、排練。薛寶鶴甚至覺得，「這更像是一個家庭」。
從《錘子鐮刀都休息》（2013）開始，角色的名字都來自演員的本名。例如張志勇飾演的角色名就叫張志勇（《東北虎》除外）；薛寶鶴飾演的角色名就叫薛寶鶴。這種設計背後其實反應了耿軍對電影的想像，他覺得，現實中我們各自過著各自的人生，而電影裡面的角色則能讓我們感受不同的命運、情感。電影作為集體創作的產物，變相角色的靈魂是由創作者所賦予的，因此，「電影裡面的每個人物也是我們自己的人生，其實是電影有機會讓人生更豐富，像楊德昌導演所說的『電影能延長人三倍生命』。」
漂亮朋友們的掙扎
或許，作為異性戀，要飾演同性戀者便已經是一大障礙，畢竟未必能夠完全明白對方的想法；而在中國飾演同性戀者，更是難上加難。張志勇坦言，一開始聽到耿軍說要拍同志題材的電影時，內心的確有所掙扎，他自己也不太了解同志群體。後來，他們有機會接觸同志們，在相處的過程中開始逐漸了解他們，加上各種電影、資料，終於成功突破心理障礙。薛寶鶴則直言，即使有不同的鋪墊、幻想過有可能會出現什麼類型的表演，但收到劇本的一刻，還不免咋舌：「哇，這個是什麼樣的？」，也因此，後續功夫非常繁瑣，他們要不斷的去探討、去思考這個角色的動機，去想怎樣才能讓觀眾覺得角色的行為是正常的。「特別是我吧，我這個角色我希望他能不被人討厭。」在電影中，薛寶鶴所飾演的角色求愛不遂，幾近犯下強姦。
掀起不少話題的，還有電影中一對女同志所哼的幾近外星語的洗腦旋律。這有賴於耿軍對配樂陳筱舒的無窮信任，還有她自己的無限創意。一開始創作時，陳筱舒直言特別緊張，不斷懷疑自己到底能否完成作品，多得耿軍鼓勵，後來自己不斷摸索，終於漸入佳境，「越寫越嗨，越寫越放鬆，然後自己就越寫越快樂。」成功創造出自己滿意的作品。
混雜的香港記憶
在香港文化中心首映時，觀眾們掌聲雷動。薛寶鶴站在台上，激動的說「首先，我是一個看香港電影長大的孩子，然後，我今天以演員的身分來，像做夢一樣」。
中國改革開放後，開始引入香港影視。1979年，麗的電視和無綫電視分別在廣州舉辦新春賀歲活動。到1980年代，各省市電視台進一步開放，紛紛引進香港電視劇《射鵰英雄傳》、《上海灘》、《流氓大亨》等。一時間，大量港產電影、電視劇湧入中國，為一時文化現象。在70年代中，80年代初出生的耿軍、張志勇、薛寶鶴三人，少不免受到香港電影的影響。
一提起香港電影，薛寶鶴便雙目發光，如數家珍般説出那些演員、導演：周星馳、成龍、李連杰。有時候，他會看完再看，看完再看。對張志勇而言，香港電影更是舊日的鶴崗剪影，混和了年少時代的觀影體驗。他說，以前在鶴崗的錄像廳，只需要兩塊錢，就能夠看到一齣香港電影。耿軍的觀影光譜則最為廣闊：從吳宇森到三級片，從三級片到許鞍華、王家衛、譚家明均有涉獵。銀幕上傳來的連環槍聲，飛車場口構成了他對香港最初的印象：「我們在童年時期看電影的時候，我們覺得香港街頭會開槍，街頭會撞車」。電影學者大衛博維爾（David Bordwell）曾如此評價香港電影：「盡皆過火，盡是癲狂」，或許也呼應三人對香港電影的印記。但當真正來到香港，看到百老匯電影中心旁的舊油麻地警署簇擁著眾多遊客時，他們便醒悟了——香港其實是一個以旅遊為主的安全城市。
電影與城市景觀是密不可分的。薛寶鶴第一次到香港，第一件事便是到重慶大廈打卡——因為在《重慶森林》（1994）中，何志武曾經奮力奔跑，跑過人滿為患的重慶大廈；其後，便從中環乘扶手電梯到半山，因為阿菲曾經躲在窗後，偷窺正在搭扶手電梯上班的663；再後來，就到油麻地、尖沙咀、銅鑼灣等地逛一逛，因為「這些地名，它就存在於我們的青春回憶中。對我們來說，香港的這些文化符號特別的重要。」
一如楊德昌在《一一》所說，「電影發明以後，人類的生命比起以前至少延長了三倍。」對他們三人而言，電影所帶給他們的或許更多：從東北小鎮鶴崗到臺灣金馬影展，從金馬影展再到電影中心，加上大大小小的電影節，早就不止三倍了。訪問尾聲，薛寶鶴說，「我覺得這樣的人生非常的魔幻，讓我的人生增加了很多維度，所以我現在坐在這，還是會覺得有一種奇妙的幸福感。」電影萬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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