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錄片簡介
《家不成家——我生於巴勒斯坦》（No Other Land）榮獲本年度奧斯卡最佳紀錄片，電影由四位來自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社運人士聯合執導，包括巴勒斯坦導演哈姆丹·比拉勒（Hamdan Ballal）與以色列記者尤瓦爾·亞伯拉罕（Yuval Abraham）。影像內容聚焦在約旦河西岸南部的馬薩費爾亞塔（Masafer Yatta）社區，記錄當地自1980年代被以色列軍方劃為「軍事禁區」後，巴勒斯坦居民家園遭強制清拆，又被軍方和大量蒙面的不知名人士襲擊。
其中一位導演巴西勒·阿德拉（Basel Adra）是當地土生土長居民，生於社運世家，自童年起便以鏡頭記錄家園被毀的過程。而以色列籍導演尤瓦爾則是一名記者，雖然留著猶太人的血，卻深信以色列政府的所作所為是一種罪行，凸顯了以巴合作的可能 ——「當我們共同發聲，力量會更大」。
｜歷史脈絡：馬薩費爾亞塔為何成為衝突焦點？
馬薩費爾亞塔的悲劇始於以色列在1967年中東戰爭後佔領約旦河西岸，並於1980年代將該地區劃為軍事訓練區，要求居民遷離。此後，以色列政府持續擴建「屯墾區」（國際法視為非法），將巴勒斯坦人逼入更狹小的生活範圍。目前西岸有逾50萬以色列屯墾者，與300萬巴勒斯坦人共存，但後者需面對軍事管制、房屋強拆，以及屯墾者的暴力襲擊。在電影中，你會看見有人被軍方在眾目睽睽下槍殺，又會有大量屬於巴勒斯坦人的家、學校、遊樂場等等被軍方的推土機摧毀。巴勒斯坦人被迫流離失所，活在滿佈細菌和狹隘的洞穴裏，然後在深宵偷偷興建新的家，但又會在不久後被推倒，被摧毀，甚至被沒收載具和建設工具。
｜當法律無法帶來正義……
電影中，巴勒斯坦人經常會質問以色列士兵：「你們這樣做，不會於心有愧嗎？」
以色列士兵總會回答：「這是法律，我們所做的事全部合法，你有何訴求請訴諸法庭。」
然而當法庭是被以色列所控制，居民的所有合法申請都被駁回，他們又該何去何從？當法律不再能保護你的時候，市民又該如何自處？巴勒斯坦人選擇每星期五上街遊行，希望將自身故事帶到主流媒體，被世界所看見。這些反抗行為卻引來軍方報復，除了領袖被捕，更有同行人士被襲擊。究竟哪一種爭取訴求的方法才是最好的方法？電影並沒有給予答案，卻在觀眾心中種下了這值得深思的問題。
｜得獎後的現實重演：導演遇襲及被以軍逮捕
2025年3月24日，紀錄片獲奧斯卡獎僅三週後，巴勒斯坦導演哈姆丹·比拉勒在馬薩費爾亞塔附近的蘇西亞村遭遇襲擊。據目擊者描述，約15名蒙面以色列屯墾者持棍棒與石塊包圍其住所，摧毀水箱並毆打比拉勒，導致他頭部與腹部受傷。以軍隨後介入，卻將受傷的比拉勒從救護車上帶走並拘留。
比拉勒獲釋後透露，拘留期間被蒙眼20小時，士兵以棍棒毆打他，並嘲笑「奧斯卡」一詞，疑似報復影片揭露以軍暴行。以色列軍方則稱，事件起因是巴勒斯坦人向屯墾者投擲石塊，並以「危害安全」為由逮捕三人。
比拉勒在法新社電視（AFPTV）中說：「在我獲得奧斯卡後，我沒想到會遭遇這樣的攻擊。這是一場極為激烈的攻擊，目的是要置我於死地。」
｜國際迴響：從奧斯卡沉默到全球影人聯署
事件引發國際社會譴責，包括歐洲電影學院與國際紀錄片協會均要求釋放比拉勒。然而，奧斯卡主辦方美國影藝學院起初僅以模糊聲明回應，遭批「缺乏勇氣」，最終在800多名會員聯署壓力下公開道歉。
另一方面，以色列政府對影片持敵視態度，文化部長曾稱其獲獎是「電影界的悲哀」。這種對藝術表達的壓制，反映以巴衝突中「敘事權」的角力 —— 當紀錄片成為抵抗工具，創作者也成了攻擊目標。
｜鏡頭背後，戰火紛飛
截止2025年3月，以巴戰爭在加沙已經造成超過50000人身亡。雖然雙方同意暫時停火，但大戰依然一觸即發。大國博弈，講求利益至上，每個政權都有自己認為不能退的底線，但偏偏受害的卻是每一個平民，包括老弱婦孺、記者、醫療人員、專業人士……在太平盛世，一宗謀殺案已經可以全城轟動；在戰爭狀態，死亡就突然成了冷冰冰的數字，但大家請不要忘掉，無論是巴勒斯坦人抑或以色列人，死去的都是生命。平日遇上紛爭，縱然立場不同，我們都知道身處文明社會不能訴諸暴力，也不能隨意剝奪他人生存的權利，那為何在戰爭時，我們就會將這些原則統統拋諸後呢？為何我們要為國與國之間的衝突，犧牲自己和身邊人的性命？
｜結語：願和平能戰勝砲火
作為距離戰火數萬里的香港人，我們難以全盤理解以巴衝突的種種歷史脈絡和現場衝突情況。說實話，對於土地的主權誰屬，發起戰爭的責任歸於何方，筆者亦沒有強烈立場，始終我沒有和猶太人一同被壓迫的經驗，也沒有和巴勒斯坦人一起反抗過。我只是卑微地希望，就如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都能站在一起拍攝紀錄片歌頌和平，人類和人類可以互相理解，戰火可以盡快平息，被壓迫者可以尋求公義，針鋒相對都可以和而不同。也許你認為戰爭不會殃及你和我，但世事無常，我只願亡魂能得以安息，和平終能戰勝砲火。
分號 INTERLUDE 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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